1）货币政策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总量型政策，而财政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调结构的作用。因此，中国货币政策的“调结构”目标可能依然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2）由于数量类中介目标的可测性与可控性均有所下降，中国央行开始越来越重视价格类工具，尤其是短期银行间市场利率。在未来，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引导短期国债回购利率在利率走廊内波动，并进一步传递给中长期利率，以此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3）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阻塞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短期银行间利率波动向中长期债券利率传导似乎存在障碍，即使是中长期无风险利率也是如此；其二，短期银行间利率波动向中长期存贷款利率传导似乎存在更大的障碍。要改善第一个方面的传导效率，中国政府就必须加大中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与种类，更好地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并增强收益率曲线的弹性。要改善第二个方面的传导效率，就必须显著增强商业银行贷款的定价能力；4）目前通过降准来发行基础货币，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太过刚性，难以进行微调（这就是为何降准必须要和公开市场操作相配合）；二是最终也会难以为继（试想准备金率降低至零之后的极端情形）。从全球经验来看，过渡到通过央行买卖国债来释放与回笼基础货币的新机制将是中国央行的长远之计；5）在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中国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可供买卖的、不同期限的国债。这就意味着，财政部门可以转换思路，发行国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财政收支平衡与资金融通，而且是给金融市场创造安全资产，以及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基础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