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合同自由都有其边界，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期限并非“完全自治”的事项——出资期限的设计应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包括偿债）。当公司存在“不清偿到期债务”之情形，无论公司是否已达“破产界限”，都应允许债权人主张加速股东出资义务之履行。这不是对“契约严守”的背离，而是对契约诚信的遵守。在合同法上，“非破产加速”存在可能空间：一则，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契约严守”不能约束债权人；二则，合同权利不得滥用。在公司法上，“有限责任对价加速”、“法人格否认加速”以及“非破产清算补资加速”等均为“非破产加速”提供了制度解释空间。最高法院有关强制执行规范也事实上许可了“非破产加速”。支持“非破产加速说”有助于形成“理性的股东认缴秩序”及“理性的公司偿债秩序”；“非破产加速说”也是交易成本更小的“加速到期方法”，应优先得到适用。因此，“非破产加速”与“破产加速”的适用情形不尽相同，它可填补“破产加速”衍生的规制漏洞——透过给股东施加清偿压力，解决“主观清偿不能”的公司赖债现象。而且，“非破产加速”的弊端也完全可以通过破产撤销权的运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必担心不合理的“偏颇给付”所衍生的“公平清偿”问题。